《乐记》还说：商、齐是两种来源不同、内容也不同的古代歌曲，对人的性格产生不同的影响，熟悉商乐的人，遇事而有果断性，熟悉齐乐的人，见利相让而不争。遇事能果断的解决，是勇敢的表现，见利相让是义气的表现。既勇敢又讲义气的性格，没有诗歌的感染力怎能保证形成呢？果断、勇敢、义气、谦让都是人的性格特征，音乐对这些性格特征是有影响的。《乐记》认为这种音乐能培养和影响热的性格的观点是有价值的。
《乐记》还认为，音乐表演应适合自己的个性特点，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德性来选择歌曲。宽厚平静、柔和正直性格的人，宜于歌唱《颂》；胸怀宽大、直率诚实性格的人，宜于歌唱《大雅》；恭俭好礼性格的人，宜于歌唱《小雅》，正直平静，廉洁谦逊性格的人，宜于歌唱《风》；坦率慈爱性格的人，宜于歌唱《商》；温良果断性格的人，宜于歌唱《齐》。
《乐记》提出六种性格的人各自宜于歌唱《颂》、《大雅》、《小雅》、《风》、《商》、《齐》六种诗篇，和《诗经》的同名诗篇是一致的。《乐记》的作者在2000年前已经发现了性格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提出什么性格的人宜于唱什么歌曲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孔子曾认识到乐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但没有进行更具体的阐述。孟子和荀子发挥了这一思想，荀子的论述，更为详细。而《乐记》则大大发挥了这种观点，把音乐对人的情感、性格、意志等心理的影响，论述得更加深入和全面。
《乐记》认为，乐是人的感情对外界事物的反映，而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状况是紧密相联的。治世的音乐和安而且快乐，说明政治太平和谐；乱世的乐声悲怨而且愤怒，说明当时的政治****而不协调；临亡国家的乐声悲哀而又伤心，说明当时的政治危险、人民困苦。音乐和当时的政治是相互联通的。音乐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社会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
一定的音乐反映一定的世。有什么样的世，就会有什么样的音乐。这个世包括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人们的生活状况。《乐记》同样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关心乐，一方面通过乐观风俗、知兴衰，作为考察时政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防范和禁止出现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使得没有乱民闹事，诸侯归服，兵革不用，刑罚不用，百姓无所忧虑，天子无所不满，做到了这一步，就表明乐已经深入民心了。《乐记》从礼乐配合、礼乐并重的角度，论述了乐对辅助政治，维护社会稳定所起的特殊作用。
我们知道，礼是关于等级制度和道德行为的规范，这必然是来自外在对人们的强制和约束。乐是用高低、强弱、长短不同的音阶配合所产生的旋律和谐。《乐记》强调这种和的性质反映着等级制度的完美性、合理性，试图表现各阶层阶级之间各守其伦、互不冲犯、上下有序的和谐秩序。希望人们在乐的作用影响下，接受礼所规定的道德伦理规范，从而将人们的伦理同心理协调统一起来。
《乐记》认为，礼和乐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它们是一个强调同，一个强调异，有同才会相亲，有异才会相敬。最高尚的乐像天那样的和谐，最隆重的礼又像天地那样的有别。由于和谐，所以万物各得其所；由于有别，所以要祭天祀地。乐强调调和同一，礼强调区别差异；礼和乐的学说，贯通了全部人情。
正是由于礼和乐二者作用不同，所以，在政治伦理上就有不同的影响。礼的制度建立了，贵贱的等级才有区别；乐的文采协调了，上下的关系才能和睦。乐是从内心发出，礼是从外部表现。因为乐从内心发出，所以诚实无伪；因为礼从外部表现，所以文质彬彬。最高级的乐一定是平缓的，最隆重的礼一定是简朴的。乐深入民心，就会消除怨恨；礼得到贯彻，就会消除争斗。
乐偏重于治心，用情感人，用德化人，潜移默化地使人承听和顺。礼却偏重于从外在行为上规范人，强制人们去遵守。乐从内，礼从外；乐从情感，礼从理智；乐从潜移默化去感染人；礼从制度规范去强制人。礼乐配合，使人们内则无怨，外则不争，使社会呈现一种所谓内和而外顺的礼乐之治的升平景象。
总之，礼和乐各有自己的本质、提点和作用，同时，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过于偏重乐就会使人放荡不羁，过于偏重礼就会使人离而不亲。乐如果超过极限，就会招致忧乱；礼如果没有节制，就会产生邪恶。所以礼乐相辅相成，交互为用，不可分离，共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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