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冬天很冷,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一九三四年春节一过,谭央就要离开上海回德国上学了，走之前，她和毕庆堂回了趟同里。从民国十三年到民国二十三年,谭央深爱着的父亲离开她，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
烟雾蒙蒙的水乡安守着自己的本分,脉脉如流水,日积月累将静默铸成了永恒。清晨,毕庆堂和谭央带着两个随从,拎着祭品去了谭央父母的墓地。去的路上毕庆堂就同她商量,“不要触景生情,不要太伤心，到时候我把咱们的情况说给两位长辈听，免得你一说，又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像那年一样再病一场就不应该了。”
到了地方，他们倒是愣住了，碑前摆着几个碗，碗里放着风干了的点红馒头和皱了皮的水果，旁边还有一坛酒，那是谭央父亲生前最钟爱的——济宁金波酒。“前两天刚有人来祭过父亲，是谁呢？”谭央蹲□，抚着墓碑自言自语的说。“会不会是在同里的什么亲戚朋友？”毕庆堂提醒她。谭央摇头，“父亲在同里一向深居简出，没什么朋友，几个亲戚也是母亲娘家的远亲，来往很少，马叔叔还在天津，我实在是想不出会是什么人。”
毕庆堂也没吭声，将那坛酒挪了挪，摆上他们带来的祭品。之后，他的目光又落到了酒坛上的那五个字上——“济宁金波酒”，他眉头下意识的跳了跳，不知想的什么。接着谭央开始与父母说自己这两年来的事，说着说着就有些伤心了，毕竟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上进、自己的幸福，亲人都无法亲历目睹与分享，的确是人生的一大憾事。谭央说得差不多了，毕庆堂才猛然想起来，他刚才一力担当下来要替谭央说的话，他竟然都忘了。
从墓地回来，走在同里的街上，谭央看着一家很大的铺面，轻声说，“那儿原来是家不大的药铺，父亲病着的时候，我总去那里抓药，没想到，现在开得这么大了。”毕庆堂的眼皮不易察觉的抽动着，很敷衍的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回到毕公馆，谭央因为累了，很早就和女儿上楼休息了。毕庆堂将书房的门关紧，拎起电话听筒拨了号码，继而用不高的声音寒暄着，“张局长吗？这么晚叨扰，真是不好意思啊！哈哈，你们警察局是什么地方呀？我怎么会常去？我毕某人可是守法的良好公民……”
谭央回海德堡后，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暑假由于学业紧张，谭央没有回国，倒是毕庆堂带着五岁的言覃来到德国看妻子，在海德堡盘桓数日方离去。1935年8月，作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兼任了德国总统，并将总统与总理两个职务合二为一，称为元首。德国国内的局势由此发生了变化。
一九三五年的年底，谭央从德国发来电报，说是要推迟三个月回上海，毕庆堂看见第一句，又气又恼，待到看见第二句，又眉开眼笑起来，她说她打算抓紧完成学业，回来就再不走了。
转年刚过了春节，午夜时分，上海的码头上，一盏盏煤油灯吊在高高的木杆上，随着海风摇摆着。灯下的岸上站着三五成群的人，有的人抄着袖口掂着脚，望向漆黑的海面，他们时不时的交谈，从口鼻呼出的白气烘托出上海冬夜的寒冷。毕庆堂披着一件大衣站在汽车旁，手中捏着一支烟，带吸不吸的，随从、司机和他站在一起，说着可有可无的闲话。
这时，一阵汽笛声由远及近，海面上渐渐的勾勒出了轮船的轮廓，毕庆堂撇下手中的烟，紧走了几步，嘈杂拥挤的人群集中目光看着船舷。这趟船上的人很多，由于欧洲局势不稳，不少留学生都提前完成了学业归国。即便满世界都是乱世动荡，归国回乡也总是人的本性。
毕庆堂蹙着眉看向出口，直到一个身影晃动在他的视线里，他一笑，整个面部的曲线也都柔和了起来。毕庆堂喊了一声，“小妹，我在这儿！”说着，他摘下头上的礼帽挥了挥，推开人群向谭央的方向挤过去。谭央看见毕庆堂，眼睛一亮，脆脆的喊了声大哥，便往这边跑，到了近前，毕庆堂将手上的礼帽狠狠的扣到谭央的头上，“臭丫头，终于给我野回来了！”
谭央笑呵呵的望着他，毕庆堂本是顺势去揽她的肩的，却看见了她手上拎的箱子，于是就接了过来。“这么沉？”“书嘛，全是书！”“还有东西吧？我叫人去船上取。”说到这儿，谭央像忽然间想起了什么似的，回身道，“噢，大哥，我给你介绍个人，多亏了他帮我把箱子拎下来！”
顺着谭央的目光，毕庆堂看见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白净斯文，他站在几丈远的地方冲着毕庆堂点头，礼节性的一笑。谭央走了几步过去，“胡先生，真是失礼了，忘了给您介绍，这是我的先生，毕庆堂。”然后谭央挽着毕庆堂的胳膊说，“大哥，这位是胡连城，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一路上多蒙他照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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