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芳华时代()”
决定于词的内容，苏轼在语言上也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风气，多方面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尔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为了充分表达意境，有时还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缚。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气格，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这首先决定于宋代文人正至地位的改变和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北宋一些著名文人在正至上都有比较远大的抱负，他们不满晚唐五代以来卑靡的文风，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词坛上起影响。在范仲淹、欧阳修的词里已有一些风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明确反对依声填词的作法。苏轼继承他们的作，风，加以恢宏变化，从而开创了词坛上一个重要流派。其次，决定于苏轼一生丰富的经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令袖地位和他在诗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不能满足于前代词人的成就，也反对曾经风靡一时的柳永词风。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说：“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词在当时不是由关西大汉来唱的，然而这话却生动地说明了柳词和苏词的不同风格。
苏轼的词，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寄托个人的怀抱，如《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河道中遇雨》、《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等，所有这些，跟他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和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苏诗苏词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扩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了文学中心的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这在苏词中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之前的词，大都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生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文本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桶一体。与张先的词题仅起交代创作的时间、地点的作用相比，苏轼赋予了词的题序以新的功能。有些题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以确定词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化此篇，兼怀子由。”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缘由，也规定了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怀念的对象是其弟苏辙。另有一些题序与词文本在内容上有互补作用，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文本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法。《江城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实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并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苏轼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代替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阙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涵着对历史人物和自我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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