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芳华时代()”
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格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至。它借鉴楚辞、战果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扑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屈原的《离骚》、《九章》，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西汉刘向曾编集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人摹拟之作，署名《楚辞》。其中被收录作品的汉代作家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又附加了自己的《九思》。除此之外，扬雄、冯衍、蔡邕、赵壹等人也有楚辞体作品传世。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枫气，许多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因此，许多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蚤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如此。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几元。《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在品核人物的风气的推动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至于马第伯的《封蝉仪记》，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汉代正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以主客问答形式构制的设辞类作品，在风格上和赋相近，后人往往把它归入赋类。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巨制，《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西汉时期，七言句子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汉代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后来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采用的就是这种诗体。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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