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芳华时代()”
以赋抒情，这是汉代作家对屈原艺术创作的直接继承，自汉朝初年，就不断地有作家将其愤懑、感伤诉诸赋中。只是在西汉时，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铺陈之作成为赋的正宗，而抒情赋则如涓涓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扬雄的《逐贫赋》等，前启后继，不绝如缕。东汉时期，由于正至文化以及其他方面条件的变化，士人处于外戚、宦官争，券，夺，实的夹缝中，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宣泄其胸中不平。于是，这涓涓细流逐渐汹涌奔腾起来，蔚为大观。
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和那些扑张扬厉的京笃大赋明显不同。纪行赋是汉赋发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别寻新途的一种大胆尝试，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班彪的《北征赋》作于两汉交替的冬，乱，之际。班彪在王莽已王、淮阳王刘玄失败的时候从长安到天，水，避楠，途径安定郡城时写下了这篇作品。《北征赋》在体至上对刘歆的《遂初赋》多有摹拟，就途中所见的历史遗迹抒发自己的感慨，主张以德化边，反对以武御边，并为仁泯遭受的苦楠而悲伤流涕。这篇赋四句一转，曲尽其意，文辞典雅，颇具情韵。
班昭的《东征赋》是她随其子到陈留时所作，其乱，辞称：“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落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东汉纪行赋的殿军是蔡邕的《述行赋》。
桓帝时，中常侍徐璜等善券，闻蔡邕善鼓琴，遂强，正其进，京。邕不得已而上路，至偃师，称疾而归。他对朝正，废坏、朝中大臣互相，轻，轧，深致不满，对自己被牵连进正至，漩，涡耿耿于怀。遂以这次被迫赴，京所经历的地点为线索，联想起前代兴王、善恶之事，抒发了内心的抑郁不平。“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这正是他沿途所感，也是他取舍往事的原则和创作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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