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以前我们的投资，回到我刚才讲的观点上，因为我们坚持价值观导向和战略导向，所以我们不算小账。史玉柱是我的好朋友，他赚了很多钱，我们也赚了很多钱。用价值观来衡量这件事，其实就是我讲的算不清的账。我们的目标很清晰，我们就是要做专业性，所以我们要把房地产以外的部分卖掉。至于什么时候卖，我们找到了对象就会卖，而不会去考虑这么做以后会少赚多少钱。我们的价值观确定了，战略确定了，就是要做裁减。华联也是这样，我们不做商业，所以我们就把它卖掉。但房地产我们是没有卖掉的，这样，我们就变成了一家非常专业的地产公司。
在民生银行的项目上，我们赚了很多钱，史玉柱也赚了很多钱。他给我们的钱我们又拿去做了房地产。到底谁赚的钱多，这是说不清的。人生不能停留在这些算不清的账上，要从价值观的角度去选择，这样大家才能都开心。
反过来说，如果民生银行出了大案要案，股价一泻千里，是不是我就占便宜了，史玉柱就吃亏了，他就比我笨呢？不是这样的。他有他的价值观，他当时要投资一些金融领域，于是他就去投了，投的时候也没算要赚多少钱。
为什么要坚持价值观，而不能靠机会主义呢？因为你这一辈子能赚多少钱是算不清的。你说你到临死之前能赚多少钱？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这一生能赚多少钱，只知道朝着哪个方向去赚钱，哪种钱要赚，哪种钱不要赚。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的投资是和你的价值取向有关的。这事符合你的价值取向，你就成功了；不符合你的价值取向，你就把它抛弃，不存在什么失败。因为你收回来的钱又投到你的主业上，帮你继续赚钱。所以，人生的故事就是算不清的账。
另外，投资这笔账永远是算是不是最合适，而不是算是不是赚得最多。你说民生银行的项目我们赚了几倍，史玉柱又赚了几倍，绝对答案到底是多少？其实没有绝对答案，不是说我比他赚得多，就说明我比他聪明。巴菲特有巴菲特赚钱的方法，索罗斯有索罗斯赚钱的方法，如果你能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并坚持到底，那你就成功了。
第二个问题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房地产企业怎样应付周期律。
最近几年，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的确很拧巴。从政策层面上来说，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各方的估计有所不同。业界的估计、政府的估计和舆论媒体的估计，差别很大。根据业界的估计，低收入人群、夹心层、年轻人买房确实是有困难的，但这个问题还不至于引起社会崩溃。另外，它实际上也会带来某种正向的作用。原因很简单。目前在中国的初次置业市场上，40%的购房者是25～35岁的人，从全球来看，在市场经济国家，这些人都是属于靠工资买不起房的。如果这些人都能买得起房了，那市场经济就不存在了。买不起房带来两个好处：第一，促进劳动力流动。如果你25岁就买房了，而且还是福利性的，不能卖，那你还会流动吗？所以，西方的市场经济带来了高度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第二，带来创业冲动。假如现在政府直接给员工一套保障房，员工就可以不在乎他的老板了，他上班就可以梗着脖子，那这个老板就难做了。因为有压力，要买房，要还房贷，所以年轻人才会努力工作、努力奋斗。
现在，25～35岁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嚷嚷几声，政府就把这事当成大事来管。舆论和媒体的判断是道德判断，而且很多媒体记者都处在这个年龄段，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如果舆论和媒体的反应比较大，政府实行的政策就会比较狠。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市场问题。前面我讲到，在GDP低于8000美元时，住宅市场是一个高度成长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还坚持市场化改革，只要需求还在，即使你再调控，房价也是压不住的。
综合起来看，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第一，采取分规制。什么是分规？男人用男人的药方，女人用女人的药方，妇科和男科不能用一个大夫，用一样的药，一定是分开的。对房地产来说，就是保障的归保障，市场的归市场，也就是我们说的新加坡模式。70%～80%纳入保障系统，虽然有一部分市场功能，但基本上是保障；剩下的20%～30%完全市场化，政府就别管了，涨或跌都是自己的事。但这个问题要解决好才行，不能让市场来背保障的问题，让保障来埋怨市场的问题。
第二，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税关系。房价高只是脸上的青春痘，根本的问题是内分泌问题，也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问题。如果要让地方政府去承担保障房的大量的财务安排，那中央就要为地方政府解决好税收财政，否则像现在这样，大量的税收都收到了中央，地方没钱，就只能靠卖地来支持城市化，所以对保障的事不积极。
那么，房地产企业应该怎样应对行业的周期性变化呢？我认为，要用创新和变革来应对。拿万通来说，在商品住宅方面，我们要大力推动产品的细分和创新。所谓产品细分，就是我们不光要做第一居所，还要做度假产品、投资产品、养老产品，包括中国人在海外置业的产品。另外，在商用不动产方面，我们要以营运为核心，推动“导演加制片人”的美国模式，提前布局，争取在这方面有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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