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又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早晨，在这个到处都在飘荡着血腥味的早晨，无论是在上海、在南京、在苏州、在无锡、在蓝城，还是在北平、在天津、在长沙、在武汉、在重庆、大凡是在有收音机的地方，大凡是在有高音喇叭的城市广场上空和公共场所的上空，此时此刻，都在响彻着同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凝重而悲壮，慷慨而激昂：“……自淞沪抗战以来，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我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我中华复兴之基础。
我军这次撤退，是战略上有计划的撤退，绝不是战争的失败，而且是真正的抗日战争的开始。我们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我军在嘉定、南翔的阵地上，仍然望得见上海，我们殉国将士的灵魂，也仍寄托在上海，我们热烈抗战全国一致的心，也始终离不开上海的同胞，我们和各位同胞的精神，是相互永远的联系着。我们结成一条心，合成一个力，抗战一定胜利，复兴一定成功，我们军队一定在最短期内收复淞沪……”
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于1937年11月13日早晨由中央社发表的《告全体上海同胞书》。也就是说，自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淞沪会战在持续了三个月时间后的今天，也就是1937年的11月13日，正式宣告结束。
淞沪抗战虽然以上海沦陷，中国军队不得不撤退转移而告终，但在这场淞沪抗战中，却也造成了日军四万余人的伤亡，却也重挫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却也彻底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却也表明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志，却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寸土不让，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
也是在这一天早晨，一个地处沪宁公路与长江南岸之间的一所农家大院儿的民房里，一群一身硝烟满脸悲愤、大多身上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带着伤情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人，却也正或躺或坐地围拢在该户的一台收音机的周围全神贯注地在倾听着此时此刻由中央社播发的《告全体上海同胞书》。而当这些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军人在听到中央社播音员播报的《告全体上海同胞书》读到这里之时，这些曾经驰骋战场视死如归的铁汉壮士们，却也被《告全体上海同胞书》的内容、却也被播音员沉重悲壮的声音感动得无不泪下，有几位甚至难抑激情、嚎哭起来。
这家农舍里的这些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人，都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一个由暂编合成师师长谭维藩和参谋长程慎思率领的撤退至此残部。该师也是参加淞沪抗战的七十多个师中的其中之一，他们都是两个月前奉命前来参加淞沪会战、在经历了一次次恶战后，于十一月九日深夜在接到总指挥部的撤退的命令后，才从淞沪战场上撤到该村。
本来，自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蒋介石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就一直在寻求国际联盟的帮助，就曾一次次地向国联递交请求国际联盟制止日本侵略行动的声明。提请国联主持公道，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实行制裁。淞沪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又一次向《九国公约》签字国的美、英、法、意、比、荷、葡七国递交和指出了“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乃九国公约与凯洛格条约签字国及国联各会员国之责任”，并请求国联立即召开九国公约国的紧急会议，对日本国的侵略行为予以谴责和制裁。然而事实上，虽然英、美等国同意并决定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由中、美、英、法、苏、日等19个国家参加的会议，其实西方列强也就仅仅打算提供一张圆圆的会议桌，把中国和日本拉到一起，即有话好说，接受调解。而且，到了会议召开之时，日本和德国却还拒绝了出席这次会议，日本作为当事国，却只仅仅是请意大利代为出席敷衍了一下这次会议；日本国却根本就没拿这次会议当回事，日本却依旧肆无忌惮地在继续调兵遣将、并且加速了向淞沪战场上增兵的进程。
会上，尽管中国代表强烈呼吁与会国对日本予以制裁，停止向日本提供贷款和战略物资，并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援助——谁都知道，日本是一个资源非常匮乏的岛国，主要战争资源几乎全靠进口，如果与会国停止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质资源，比如石油、钢铁、橡胶等，日本的侵略战争就无法进行下去。但是与会各国却出自各自的战略利益关系的考虑，除了发表了一些泛泛的谴责日本之词外，谁都不愿率先制裁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仅没有收敛他们的侵略战争，反而还肆无忌惮加快了战争的进程。
到了11月5日，日军第10军8万余人就从上海南面的金山卫，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等处突然登陆了，就从淞沪战场中国军队防线南方的背后包抄过来了。与此同时，日军的第16师团也在江苏太仓境内的白茆口和福山先后登陆成功，前锋直指沪宁铁路和沪宁公路，也就是从中国守军的北部包围而来。直到这时，蒋介石也还是迟迟没有下令撤退，也还仍然对国联抱着出面干涉调停的热望。而且在此期间，苏州河北岸的日军六个师团在强渡了苏州河后，也又迅速地向这两路登陆日军靠拢过来了，这就形成了对中国军队的合围之势，淞沪地区中国三十多万大军即将陷入被包围的危险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才于11月9日不得不下达了全军撤出上海、全军全部撤退的命令。然而，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直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耽误了宝贵的撤退时间，这便导致了撤退命令下达仓促，各部队组织指挥未能及时协调跟上，指挥部甚至都未及安排讲明各部队撤退顺序，这也就造成了三四十万中国将士挤在几条公路上，结果也就遭到了日军空军的严重轰炸和日军地面部队的围堵追击，致使奉命撤退的三四十万大军秩序不明造成了混乱，所谓的全军撤退实际上演变成了各自为阵的大溃逃。这种溃逃的结果，也就使得这次撤退又造成了一次严重的伤亡。
谭维藩所部是11月9日深夜接到的撤退命令，撤退之初，谭维藩的这个师尚且还有六千六百多人，而在这支的部队的撤退的过程中，却又遭到了从太仓和福山登陆的两路鬼子的两次冲击，同时还又遭到了鬼子一次次的空中飞机的扫射和轰炸，结果不仅部队被冲散了，部队还又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和伤亡。尤其是谭维藩师长和陈慎思参谋长率领的司令部和司令部直属部队的一部分官兵，还被迫溃逃到了沪宁公路北部与长江南岸之间的这个叫做西湾村的小村里。
更加严重的是，谭维藩和陈慎思率领的这支部队撤到西湾村后，他们的电台还被敌人空军的子弹打穿了或被炸弹的弹片击坏了，还无电台可以使用了，谭维藩和陈慎思还无法跟上级和所属各部队联系了。并且经清点，跟随谭维藩陈慎思撤退到该村的部队，也就只剩下了四百多人。而且这四百多名的官兵身上，还几乎人人有伤；况且又都经历了三天三夜逃亡式的行军，未得休息，无疑都疲惫不堪。即便是师长谭维藩的身上，也有一处枪伤和两处炮弹弹片的击伤；而参谋长程慎思身上，却有四处受伤。也就是说，这支由谭维藩师长和程慎思参谋长率领的只剩下四百多人的暂编合成师的残部，已经跟他的大部队失去联系了，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前进了，已经不得不在这个小村停下休整一下。
可是西湾村却又只是一个仅住着十三家农户的小村，要藏住这支四百多人的军队，无疑非常困难，这支部队如果在此住下，也就随时都有被鬼子找到和发现的可能。可是如果继续前进，他们又已失去了方向，部队也已没有能力继续前进了。而且无疑，鬼子随时都有可能来到此地和占领此地，随时都有可能发现这支部队；而这支部队一旦被鬼子的追兵发现，就他们现在的这种情况，那肯定就在劫难逃，只能会全军覆没了。面对这样的险境，该部队在这个小村一停下，谭维藩也就下令让作战处副处长肖林峰在这支只有四百多名的残兵败将中挑选了十名相对而言身体稍好的士兵，分两路去前面侦察敌情和地形，寻找该师所属部队和他们的上级，以及寻找友邻部队和侦察和选择撤退路线去了。
肖林峰并非侦察科的成员，但是此时侦察科的成员却已几乎牺牲殆尽或是受了重伤，肖林峰曾又担任过侦察科的科长，肖林峰不仅并无重伤，身体状况比较好，而且精明强干。在这种情况下，谭维藩和陈慎思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不得不下令让肖林峰越俎代庖，去执行这一任务。
谁知肖林峰率人出去几经侦察，却发现鬼子已经占领和控制了京沪线的交通和沿线两边的广大地区。鬼子的追兵已经兵分两路，一路沿太湖东岸，经浙北北部和苏南南部，直趋我国首都南京和皖南方向去了；另一路鬼子却也从江苏太仓和福山多路向西进犯，经京沪铁路和沪宁公路，也是直奔苏州无锡和首都南京去了。并且还有一部分鬼子，则杀向江阴要塞去了。尤其是随后肖林峰又经侦察得知，鬼子的先头部队却已抵达江阴外围和南京城外。也就是说，谭维藩和程慎思率领的这支四百多人的溃军和伤兵，现在已经落入了鬼子的占领区域里了，已经无法西撤和南撤撤出这一区域了；已经无法向西向南去跟该师的所属部队和其它兄弟部队会合了，已无法向该部队的指挥部靠拢和跟他们的大部队一起行动了。
尤其是由于伤员太多，仅剩下的两名军医随身携带的药物还很快就被用完了，他们还又不能也无法出去购买药物，这就造成了每天都有大量的伤员因伤情得不到医治控制和被感染而死去。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谭维藩和陈慎思，却也不免感到了绝望。谭维藩甚至认为，他率领的这支独立师残部，会不会在这次大撤退中也跟159师、160师和东北军吴克仁所率67军一样，会不会全军覆没？当然，他们这些从淞沪战场上下来的官兵倒也不是惧怕死亡，他们谁不是死过多少次的人了，他们谁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们其实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们只是觉得，他们这支部队壮志未酬，却只能这样无奈地死在这个偏僻的小村里，也就未免太遗憾、太悲哀了！
面对此情此景，这些士兵就也纷纷道：他妈的，老子不走了，老子的身体扛不住了，老子走不了了，老子就在这里等着小鬼子过来跟鬼子拼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子在这里还能积蓄点力量，到时候就跟小鬼子拼一个同归于尽！
在这种情况下，面临这样的险境和绝境，肖林峰也就向谭维藩陈慎思提出了是不是可以考虑率领部队向北、也就是北渡长江向苏北转移。部队如能转移成功，到了苏北，部队就可以摆脱鬼子了。
谭维藩陈慎思当然也深知，部队如果再在这里滞留下去，不仅随时都可能会被鬼子发现，随时都有被鬼子吃掉的危险；而且部队在这里继续滞留下去，部队的伤员得不到救治，伤员的伤口将都会恶化，死亡的伤兵也将会越来越多。
然而谭维藩却又无法接受部队向苏北转移这一残酷的现实。不言而喻，如果谭维藩和陈慎思同意部队现在转移撤往苏北，那就是放弃了自己所属的部队，那他这个师长和参谋长成什么了？而且此时部队撤往苏北，也并非是一条安全之途。这不仅仅是长江天险难以逾越，根据目前的形势估计，长江沿岸也一定已被鬼子占领控制，长江上还一定有日军的军舰，部队怎么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肖林峰也就不得不又一次率领着十人，继续前往侦察。然而这次肖林峰一行出去侦察得到的消息却更加糟糕。此时不仅苏南浙北已被鬼子占领控制，江阴要塞也已被鬼子占领，部队要想向南向西转移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而且中国海军已经全军覆灭，长江沿岸已经完全被鬼子占领控制，现在部队向北转移，还比这之前更困难了。并且，在这段时间里，这支部队的伤兵中，又已有一百多人因伤情严重不能得到医治而死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肖林峰也就又一次提出了部队向北转移北渡长江才能摆脱鬼子的建议。
当然，谭维藩和陈慎思也并不是不愿意率部转移撤向苏北。而且，谭维藩的老家也是在苏北泗阳，他也是苏北人，他对苏北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而且他对苏北的地形也非常熟悉，尤其是苏北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不仅皆为平原，河道密集，道路狭小，海拔高度非常之低，号称水乡，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在那种地形里根本就无法展开作战。况且，此时苏北也没有鬼子，他们如果率部转移去了苏北，无疑就能摆脱鬼子，无疑眼下也就安全了。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敌情，面对伤员不能得到医治、不断死去减员的严峻处境，谭维藩和陈慎思也就不得不终于同意了部队向北转移，北渡长江开往苏北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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