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退回荆州，第一件事便是撤了袁真、邓遐二人的职。客观上说，北伐的失败与此二人并无多大关系，没办法，总得有背黑锅的吧。桓温很快为自己不地道的做法付出了代价：袁真一气之下造反了，同时给前燕送去了一份大礼：寿春。桓温虽然气得直跺脚，却也无计可施。
不久后，桓温移师广陵（属今江苏扬州），晋军在这里修筑工事，来防备燕军可能的南下举措。不巧的是，军中瘟疫开始肆虐，被征发的劳工死者十之四五，老百姓们都怨声载道，私下里经常问候桓温父母。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名叫孙盛的正直史官，他把桓温第三次北伐的详细经过如实记录下来，并整理在《晋阳秋》里（这是一部记载东晋史实的断代史，史学价值非常高，可惜没能传下来）。
这就触动了桓温那根敏感的神经，此次北伐无疑是他军事生涯的最大败笔，桓温巴不得所有人都忘记，而这个孙盛竟然要让这段历史永远流传下去，要让自己把人丢到后世去，这还得了！
于是，桓温喊来了孙盛的儿子，对他说：“北伐是出了点问题，可远没有你父亲说得那么严重！回去告诉你家老头子，赶紧把这段删了重写！否则…”桓温冷笑两声，威胁道：“小心本将军诛你九族！”
消息传到孙家，孙盛的儿子们苦苦央求父亲，让他为孙家一百多号人着想，一定要重新修史。不料孙盛眉头一拧，狠狠地训斥了一番这群没骨气的儿子。孙盛已经68岁了，老人一生正气凛然，史德彪炳千秋，他怎么可能糊弄后人呢？
孩子们无奈，就偷偷地修改了父亲的著述，并交给桓温，这才令孙家躲过一劫。但他们不知道，这本史料，只是父亲写的第二本罢了，第一本已被孙盛友人带出晋朝。
若干年后，孝武帝司马曜在全国求购孤本典籍，孙盛的《晋阳秋》重新面世，可惜的是，不久即在战乱中佚失。南朝梁人萧方整理部分佚文，作《三十国春秋》（原文亦佚失），我们这才得以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最后收于房玄龄《晋书》，司马光《资治通鉴》。
齐庄公五年（公元前698年），崔杼杀庄公吕购，另立新君，把持齐国大权。齐国史官如实记录道：“庄公五年，崔杼弑君”，崔杼得知后大怒，遂杀了史官；该史官的弟弟接替了兄长的官职，继续写道：“庄公五年，崔杼弑君，杀史官。”崔杼随即杀了第二个史官。
接下来是前两位史官的小弟，安葬好两位兄长后，他在竹简上写道：“庄公五年，崔杼弑君，杀史官及其弟。”
崔杼无奈，只得打消杀史官的念头。史官是杀不完的，崔杼每杀一人，其罪孽就会更深一层。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像孙盛那些正直史官，他们不畏强权，一笔一划地向后世描绘出一副当时的社会长卷，他们不能带兵打仗，也不能像御史那样对当朝帝王口诛笔伐，他们能做的，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记录下朝堂上发生的一切，而不带任何个人情感。这些人，虽然经常为世人忘却，但为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比如司马迁，再如班固，孙盛…是他们，把中国历史上升到“宗教”的高度。
没有人去监督，更没有人告诉他们该怎样写，著史者，天地良心（在这个浮华的年代，真为我们现代史感到心忧）。
再来说桓温，惨重的损失，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东晋的军政大权仍被他牢牢掌握，一日，满心郁闷的桓温四处游荡，无意间来到王敦的安身之处。王敦死后，其头颅被悬于朱桁门，昭告世人。后经郗鉴的求情，司马绍才准王家子孙收殓，由于叛臣身份，王敦不可能得到厚葬，只以平民之礼下葬。
坟茔不大，上面长满荒草，若不是墓碑上有“王敦”二字，谁也不会把这个小小的土包和一代权臣王敦联系起来。桓温祭奠一番，最后抚摸着墓碑，竟喃喃道，“王处仲，可惜！可惜啊！”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桓温的下一个目标已从中原转移到东晋了——他赖以起家，并为之奋斗毕生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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