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三姐正在灶房烧锅。看到父亲、大姐、二姐先后回来，惊诧地问道，“妈和小毛呢？”
父亲看都没看三姐，走到一个铁墩子旁边，拿起锤子修理他的农具。大姐看了三姐一眼也没有说话，径直走向灶台，继续没有做完的早饭。看到二姐刚刚回来时通红的双眼，三姐便已经猜出来是怎么回事了，便没有再说话，又回到灶台前继续烧锅。二姐无声无息地走进另外一个小房间。
母亲把小毛背进了房间，让他脱掉了已经湿透的袜子，换上另外一双干净的棉袜。一家人就这样沉默着，每个人都没有说话，但每个人心里都思绪涌动。换上了棉袜的小毛瞪着圆圆双眼看看父亲，又瞅瞅母亲母亲，想想刚才二姐的眼泪和无辜被打的大姐，他陷入了自责。
过了一会儿，大姐一手端着一碗稀饭从灶房向堂屋走来，小毛见状，立即站起来把堂屋里的八仙桌上凌乱的东西收起来，腾出一块可以放饭碗的地儿，然后悻悻地站在一边，看着大姐把两碗冒着热气的稀饭放在饭桌边缘。
然后余光扫了一眼饭碗，红薯在碗里脱隐若现。他知道，今天的早餐又是红薯稀饭。他已经不记得，入冬以来，这是第几次早饭吃红薯稀饭了。从有记忆起，他的早餐更多的是红薯、玉米，烤红薯、煮红薯，红薯粉，红薯稀饭；啃玉米、玉米稀饭、玉米面，这些食物伴着他慢慢长大，他喜欢这些食物，也讨厌这些食物，它们的味道已经成为在他不多的记忆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搁在往日，连续吃了几天红薯之后，小毛在早饭前都会抱怨几句“总是红薯，吃了老是放屁”之类的不合时宜的言辞。但，今天他不敢又半句怨言。
三姐跟在大姐背后，端着用高粱杆制成的馍娄，里面放着几个黑乎乎的红薯面做的“死面饼子”，热气腾腾，经过小毛身边时，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饼子中间放着一碗黄橙橙的东西，小毛瞥了一眼便知道这是酱豆，因为天气太冷，大姐也把酱豆放在锅里加热了，那浓郁的酱味已经勾起了他食欲，经历了一早上的折腾，他这会真的是饥肠辘辘。
三姐把馍娄放在饭桌中间，把那碗酱豆也从馍娄里取出来，放在一旁。然后朝着父母的方向，喊了句，“爸、妈，吃饭了。”
父亲脱掉了披在身上的塑料布，用大姐准备好的热水洗好了手，走进堂屋，看看了二姐和三姐织的草衫，坐在了八仙桌旁。端起一个饭碗，呼噜呼噜地喝起了几口稀饭，然后拿起一个红薯饼子，用筷子撅了一点酱豆抹在饼子上，卷起饼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小毛站在一边咽了咽口水，不敢动弹。
母亲走进来，对小毛说，“快点吃，吃完好去上学。”小毛看了一眼父亲，发现父亲没有看他，便在母亲的安排下坐在父亲的斜对面。他拿起一个饼子，蘸着酱豆，喝着稀饭，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母亲拿着一个饼子，端起稀饭碗，默默地坐在一旁的草衫堆上。小毛希望母亲坐在他身边跟他一起吃早餐，至少，他不会像现在这样时刻观察着父亲的脸色，连喝稀饭都不敢发出呼噜的声音。但母亲只是瞅了他一眼，对他重复了刚才的那句话“快点吃，吃完好上学去。”
大姐端了三碗稀饭放在堂屋之后，就没有再进来。她在灶房里灶前捧着一碗稀饭埋头吃着，偶尔出神，只有刚才那一巴掌留下的手印还明显地印在脸上。
大姐19岁了，回想着十几年的生活，她永远都是那个被赋予了很多责任的角色，孝敬父母、照顾弟弟妹妹、做家务、干农活，她从来都不敢让自己懈怠，更不敢让自己偷懒，因为她知道这个的家庭里，除了父母之外，她要承担的最多，因为她是大姐。或许，只有当她出嫁那一天，她才能真正卸下这个担子。而几个月前，邻居大婶带来的一个相亲的小伙子，似乎让她看到希望，看到了这种日子的倒计时。
三姐看到二姐没有出来吃饭，没有再喊。悄悄地拿起了一块饼子，撅了一点酱豆，溜进了东边的房间，那是大姐、二姐和三姐的起居室。二姐躲在被窝里躺着，见三姐进来，翻身后背朝外。三姐推了一下二姐，说，“饼子我给你放这边上了，等会凉了。”
二姐没有作声，也没有动弹。
三姐把饼子放在她们床头边一个黑色箱子盖上，地下点着一张干净的纸。然后自己再回到堂屋拿了一个饼子撕了一半，蘸点酱，端着一碗稀饭，坐在母亲的身边。这碗稀饭红薯溢出了饭碗，红薯和玉米都是三姐的最爱，从很小的时候，三姐就是靠着一大碗一大碗的红薯和玉米填饱肚子，不管家里是不是有别的炒菜或者更好吃的食物。每次邻居看到都会问，“你这个姑娘咋只吃红薯啊。”
三姐都会笑嘻嘻地回答道，“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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