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6、雷霆行动鸦片学名罂粟，在国内的种植由来已久。但在咸丰以前，由于清政府采取严禁政策，虽因走私一度输入甚众，但国内的种植数量却极微。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后，鸦片成了合法商品，输入大清的鸦片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国内的种植面积亦日益扩大。
早在1857年，闽督王懿德奏请抽捐济急，从洋药土药中抽收捐税，暂作兵饷。1859年议准后变成正税，种植鸦片获得官方许可，并得到各级地方官吏的鼓励。光绪初年，李鸿章公然主张广种鸦片，增加厘税，籍于济饷需，并以此抵御洋药输入。
在这种饮鸠止渴的误国政策下，鸦片种植业就以空前的速度在全国各地迅猛发展起来。四川、陕、甘、云、贵、山西、江淮等地，皆为产土最盛之区。烟害最巨的山西省，几乎到了无地不种的程度。530万亩的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全部用于种植鸦片，导致粮食减产。
当1877年持续三年的特大干旱袭来时，华北地区饿死千万，而以山西为最，这就是“丁戊奇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鸦片驱逐粮食。虽然山西省在灾后宣布禁绝鸦片，但不久就因为财政压力而恢复。山西巡抚报告中央，“禁烟”造成了财政困难，地方政府当年亏空上百万两之巨。
“与地方分权一样，鸦片财政已经成为长在大清财政肌体上的两大肿瘤之一。多年来，鸦片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都占到10%以上，但是考虑到被地方政府大量隐瞒了的鸦片收入，这一数据被远远低估了。”
“根据战略部收集到的情报，去年四川境内鸦片大丰收，产值高达两千余万两，创历史之最。同期，中～央财政却只掌握了区区两千余万两白银，也就是川省一地一年之鸦片收入，真是可笑之至。”
“是啊，财税集中于地方政府，进一步小滋长了地方分离主义的势力。”说这话时，殷商一点都不脸红，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真要说起来，有钱有枪有人的他都是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抚台大人，鸦片屡禁不绝关键还是经济利益。要知道，地方政府酷爱鸦片，是因为能征收超出粮食20倍的税收，地方官吏随便捞点油水，就能够支撑起自己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等。农民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力又复减省，当然趋之若鹜。”许三多解释道。
“根据情报部门提供的数据，一亩罂粟地大概能收获50两鸦片，1两鸦片约值大洋1元，1元大洋可以买40斤左右的大米，一亩鸦片就能换来2000斤大米。亩产千斤的粮田，到哪里去寻找呢？即使扣除了各种成本、缴纳了各种税费，鸦片的收成也大大高于粮食，令农民足以达到温饱有余。”
是啊，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选择，还有什么产业能如同鸦片那样，令地方政府和农民们同步地达到兴奋满足呢？因此大清国处处罂粟盛开、鸦片飘香，最好的农田都成了罂粟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靠鸦片支撑地方财政、解决三农问题、支撑社会稳定繁荣，长期下来，大清国也就如同吸毒者，无论继续吸还是断然戒，都已生不如死……”说到这里，殷商的心里越发沉重。
“抚台大人，甘省也曾多次禁过烟，特别是左宗棠大人担任陕甘总督期间，严禁民间种植鸦片，违者严惩。当时陕甘的烟市受到严重打击，烟馆几乎十不存一。不过，朝廷对禁烟缺乏信心，再加上地方财政的压力，最终禁烟行动都是不了了之。”
“抚台大人真要禁烟的话，那就必须是禁种、禁销、禁吸三者相辅而行才成。如果还是象现在这样，仅仅集中在禁销上，禁烟终将难有成效。”对于鸦片这东东，许三多的认识更为深刻。“关键是那些鸦片贩子大多都有强硬的背景，真要禁烟只怕会得罪不少同僚。”
去年，原本和殷商合作无间的陕甘总督陶模调任两广总督，眼下陕甘这块地皮是原陕西巡抚魏光焘当家。魏光焘是个传统的老官僚，抗倭不力，管理能力了了，捞钱功夫精深。因为利益冲突，最近他可没少和殷商起龌龊，想来不会支持殷商的禁烟行动。
“据说春节前开业的天上人间烟馆就是总督大人的产业，咱们总不能连那里也封了吧？”
殷商牛眼一瞪，“有什么不可以？！现在我才是甘肃巡抚，管理本地的军民事务是我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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