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老板生不逢时，没赶上赫赫有名的五四运动。但“两会”之一的全球海外华人代表大会，还是让李老板感受到了浓浓的新文化运动气氛。
甚至连胡大博士自己都认为，这三天来的唇枪舌战，比几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还要过瘾。因为五四运动时由于袁世凯的复辟，对儒家学说的猛烈批判从学理上来说，进行的并不深入。感情用事的批判，大于对学理的深究；慷慨激昂的政治立场，多于心平气和地分析梳理。
原本只准备一个下午的辩论，在近百名儒、道、佛支持者的围攻下，竟然持续了三天。尽管各国代表满腹经纶，但还不是有过一次斗争经验的胡博士的对手。
为了尽快解决这场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纷争，老奸巨猾的胡博士一开始，就给辩论定下民族发展、民族团结的基调。
紧接着，胡大博士就来了个拿来主义，把几十年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理论确定了下来。
毫无疑问，为了琉台两地的发展以及海外华人的未来，这一套开明的理论，自然不会遭到众人的反对。而对新价值观、新传统的讨论，也由此变成了去除糟粕的讨论。而不是先前那尊崇儒家还是道家，抑或是尊崇佛教的讨论。
尽管如此，那些传统已经根深蒂固的各国代表们，还是不遗余力的要求将各自尊崇的那一套，塞进未来的新价值观中。
胡博士运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先从现实的角度和理论的高度，给支持佛教、基督教以及妈祖的各国代表来了个各个击破。然后才集中火力，对儒道两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事实证明，孙尔琢代表还是做了一番准备的。为扭转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给儒教学说造成的被动局面，先将儒家从宗教的范畴里摘了出来。认为儒家学说之所以被吐弃，是因为袁世凯将儒家学说立为了“孔教”，是因为康有为让儒家蒙了冤，而儒家本身的思想并没有问题。
自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已经成为了一股潮流。早已准备的胡博士哪能让孙老学究得逞，便义正言辞的指出：“康连累儒学，或可成立。儒学蒙冤，有些牵强。百年前的儒学，早失去了本质上的积极意义，已成为精神和行为上的禁锢，演化为统治工具。
康形式上立不立为国教，都不影响其实质上的准国教地位。批判孔教也断不会是偶然地因为康设为国教，而是必然地针对儒学所代表的封建意识。儒学蒙冤不在于被康利用，而在于自身的异化。”
不等孙老夫子反应过来，胡博士便引经据典的说道：“儒家学说经过千百年的大改小革，早已面目全非，现在的儒学和原教旨的儒学，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孟子的儒学，已经有了墨家的思想；荀子的儒学，又裹夹了法家的理论；董仲舒的儒学，则把道家的阴阳五行都塞了进去；到了朱熹，儒学简化成了伦理学的纲常名教；再到王阳明的心学，佛家的东西也混进来了；最后到了康有为，才干脆把它奉为国教。
儒家学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今也没有哪位大师能说清楚。说都说不清，叫人们如何去相信？其二，作为现代的人，必须要向前看。而原教旨的儒学，则是要求大家向后看，要复周礼。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完全是康有为的错，而是民族的需要。如果把这归咎于康有为，那还真高看他了”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胡博士口若悬河，把儒家学说批判的是一文不值。认为，如果儒教只被作为一家学说或者一时的存在，也还是好的，也是合理的。但被放到压倒一切的地位，儒教就是一剂很温柔的毒药因为它残害了一个民族的血性和抗争精神，与现在的时代格格不入。民族也只能因此而在主流世界后面徘徊。
并尖酸刻薄的指出，儒家学说这剂温柔毒药，有着潜移默化的杀伤力。它的地位没有基督教高，受到的迫害也没基督教严重，带来的黑暗也没有基督教黑。但因为历经久远，儒教的思维模式，已经进入了民族精神的骨髓，这才是最为可怕的。
两位女权主义代表也坐不住了，胡博士话音刚落，便痛心疾首的指责，儒家学说一直在残害女性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等级价值观体系下，女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男人因此练就了一身折腾女人的超级本领。
不得不承认，她们对儒家深恶痛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儒家教导下的男人们，不顾女性的生理特征。一直把他们对女性的审美观强加到女性身上，让女人束胸、裹脚，死不改悔
满清王朝让中原男人受“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辱，这个可以有；但要女性放脚搞天足，则坚决不答应其对女性极端歧视态度的强硬程度，甚至让禁止裹脚成为了满清王朝唯一泡汤的法令。
两位美国女代表的发言，顿时获得了满堂彩。连陈雨洁和曹小月，都忍不住的站了起来，给两位女权主义斗士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热烈的气氛，感染了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傅斯年。不等孙老夫子反驳，便抽丝剥茧的分析出，道德是一个社会的底盘，儒家把孝所为道德之首。而后来的孟子，又把无后当做最大的不孝，有后也随之变成了整个社会底盘的底盘。
那么传宗接代必然是儒家对“人干什么去”这个终点问题的答案。所以在中国，“断子绝孙”是和西方的“下地狱”，是一样的严重诅咒
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便是如果儒家有信仰的话，传宗接代就是它的唯一信仰。而持这样信仰的学说，对整个社会而言，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接着，傅斯年顺理成章的抛出了“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创造力？”，这个关系到两千多万海外华人未来的问题。
孙老夫子的修养不是盖的，面对着众人的围攻还是非常之冷静，先将胡适和那两位女权主义代表的指责放在了一边，而是如数家珍的反驳：“且不提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这四大发明。仅以童话故事来讲，中国也有花木兰、孙悟空、哪吒等脍炙人口的童话人物。这一切表明，在儒家传统的熏陶下，并不影响民族的创造力。”
老夫子这下可就捅马蜂窝了，大学岛上的各学院院长们，对此一一进行了反驳。称西方在谈到所谓的对历史前进起到了“重大作用”的三大发明（火药，罗盘，印刷术）时，根本不是在谈论我们的“四大发明”，而是在谈论西方的“三大发明”。此火药非彼火药，此罗盘非彼罗盘，此印刷术非彼印刷术。
中国所发明的“火药”，实际上指的是“黑火药”。这种火药的用途，性能都极其的有限。真正导致军事变革，并对历史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火药”，是欧洲人发明的“黄火药”，并大规模地用于工程和军事，是整个近现代军事工业的奠基石。
专家们从理论的高度指出，黄火药跟黑火药之间完全没有任何传承关系。其一开始就是从一条独立的路线发展起来的，完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体系。
黑火药的制造方法，只是简单地将硝石，硫磺，木炭等几种天然物混和在一起，是一种混合物，属于物理范畴。而且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是经验主义的积累。
而黄火药的制造方法，则使用化学合成手段，是一种化合物。黄火药能产生发明出来，是有着近代化学科学作为理论基础的。
即便是黑火药，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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