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这些事情也走上了正规，李复开始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将现代科学知识等教给民众，让他们来改造大唐的事情。当然这样做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撰写成稿，让印坊印成书籍，然后发行天下，但若以自己一人之力，恐怕很难编出完善和适合此时语言的版本，这需要今后联合一些才学上佳的人来做，而且此时一开始就这么做，似乎有些突兀。
想来思去，李复最后决定，先从古人的书中选出一些来印制，也可以加上一些评论，使世人逐渐接触和熟悉之后，自己也有了名声，再全面印制新学新书，那时人们才会更容易接受。
但是选古人的哪些书，又成了一个问题。李复举目四顾，见屋内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有一些书，便走近翻阅。忽然看到其中有几本《史通》，知道这是唐代伟大的史学家刘知几所著，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与刘知几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徐坚盛赞《史通》，说：“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座）右也！”
李复眼前一亮，这不正是自己想要的吗？要使世人接受新学知识，必然要先使他们进行思想的转变。而最好的办法是先利用古人之口，对古代圣人之言提出怀疑，继而有所批评，再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虽然大唐的思想开放程度也许是历史上最高的，但毕竟要一下子转变，恐怕绝非易事。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被统治阶级所采用，成为统治国人思想和文化的工具。隋唐以来，儒家思想还在不断加强其地位。大唐高祖武德二年，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子监，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贞观三年，停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次年太宗又诏全国州县官学建置孔庙；贞观十四年，诏诸儒撰《五经正义疏》，令天下传习。玄宗在开元八年，塑孔门四科高弟十人坐像于孔庙，配享先圣，曰十哲。此时儒家思想已经被尊到了较高的位置，时时处处影响着每个人。
自太宗整理儒家典籍，编订了天下无异义的官方教科书╠╠《五经正义》，而后经义无异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和束缚了儒学的灵性，扼杀了儒学进步发展的生机，使儒学重蹈汉代经学的老路，久而久之沦为一种僵化烦琐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终究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质疑与反抗，所以初唐以来，伴随着儒学形式主义的繁荣，文人学士除了将儒学作为通往仕途的敲门砖，参加唐王朝组织的科举考试外，儒学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和真诚信仰。他们的真实兴趣之所在，或趋于诗文，以猎取功名，光宗耀祖，显身扬名；或逃入禅门，以佛教作为安身立命之所。这就是唐代诗文何以空前繁荣，唐代佛教何以空前鼎盛，唐代儒学何以空前冷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当然是存在糟粕和错误的，但是因此就要否定它，并不见得完全合适。况且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替代儒家思想，李复至今没有答案，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因为任何思想都有其局限性，没有谁能够给一个时代设立一个完美的适合的思想。李复忽然想起一句话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当年印在政治课本上的东西，虽然后来都和一些口号一起消失了，但这正是自己唯一能选择的。
只要坚持“真理”二字，相信到任何时候都能够正确的走下去。李复长长的出口气，也许经过一场战乱，才会有大破大立的机会，那时再协同已经接受新科学数年的志士一起建立相对适合当时的思想理论，应该比此时自己一个人叫嚷什么新思想要强的多，也更实际一些。
虽然自己能够将现代的科学知识编篡成书，将来可以发行天下，但自己还需要编一本书，讲述一个辨别事物的办法，一种思考的理论，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的方法论，让大家认识到有必要通过实验来证明一个理论，并形成一种体系。当然还有逻辑学，将这一门工具性质、基础性质的科学提供给大家。虽然它不能直接提供具体的科学知识，但能够为人们获取知识，表述、论证思想提供必要的逻辑工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此使大家来自行确立新的思想才是真正恰当的办法。
自己最初要做的，就是将以前被认为经典的，不可动摇的东西打破，使人们知道，只有灵活的对待和应用古人的思想，才真正适合一直在发展着的社会，而表达这种思想的，当之无愧应首推这《史通》一书。
刘知几作《史通》，就是把经书作为史书史料看，以平常心对待这些神圣经典，这才是对这些经典的真正重视与解放。他在《大家篇》中认定，《尚书》、《春秋》、《左传》皆为史书，并不应因为经孔子的整理而神秘。他对儒家经典背景的人文主义解释，有助于消解儒学的神秘主义因素，另一方面则开启对儒家经典本身的怀疑思潮，而怀疑是学术进步的必要前提。因为自西汉中期儒术独尊之后，儒家经书就被抬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从而影响人们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整理。
历史上安史之乱后，大唐元气大伤，国势一撅不振。儒家学者痛定思痛，总希望从学术上回答何以“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反思的结果，他们承认是儒学自身出了毛病，以明经为基本特征的经学化儒学除了为儒生们提供食禄之资外，似乎无助于纯洁道德和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安史之乱之后的儒学思想家，几乎无不关注科举考试的改革以及纯洁士风等问题，都在做重建儒学道德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若那时做出变革，定能有成。比如在科举之类上稍做变动，自然能够纠正之。
好在不是回到宋代以后，李复竟有些笑意，毕竟唐代儒学还不是那么坚不可破。汉代儒学重在明经，魏晋儒学重在义理，南北朝诸儒所倡导逐字逐句注释经典的“义疏之学”，唐代儒学则加以继承。虽说唐统治者对儒学是尊重和提倡的，然而由于儒释道三教冲突与斗争，在唐朝建国之初，原则上定立的是以儒释道三教并举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国策。
如果回到宋代以后，在思想的改造上可不仅是“艰难”可形容了。宋代理学的兴起加上后来明清的八股取士使儒学陷入了教条主义，以至于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有宋以后，再想动摇儒家的思想那恐怕是万万不能了，尤其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便再无人敢轻提“变法”这二字了。有宋一代，常有矫枉过正的举动，见了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悲剧，就实行“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军制，造成了军力的低下。
思想的变革就如此决定，李复翻着手中的《史通》，想不到如此复杂的问题，竟从此书迎刃而解了。先印《史通》，再加以评说，然后编制现代科学新书，一步步来改变人们的思想。
为了印书的事，李复专程去了一趟留守府，再次拜见了李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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