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复有些奇怪，这《史通》印出不久，最初也是在洛阳上市的，长安的印坊至今还没有将此书排完版，更别说上市了，刘贶得的这一套，却不知是何人从洛阳购得送给他的。
刘贶忽然抬头问道：“李郎原先可是在洛阳先开的印坊？”
李复忙答道：“正是，晚辈刚来长安不久。”心想定是那给他送书之人说的。
刘贶点点头，又道：“那一套定也是从李郎处得来，如今李郎又赠一套，老夫很是感谢。只是不知李郎对此书有何看法？”他觉得有人专门印制先人之书，那对此书也定有相当的认识，故有此一问，想听听李复的意见。
李复近些日子一直在细读《史通》，加上以前了解的，如今可称得上极熟，便说道：“刘文公著此书，乃有史以来最完备之史学方法专著，实为千秋巨著也，犹在史界，更是后人之必读。所以有‘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的说法。”
见刘贶笑容以对，李复心下大安，不由娓娓道来：这《史通》一书，在诸多方面都开了先河。比如史书体例方面，编年纪传，孰优孰劣，史学家一直争论不休。刘知几将编年、纪传二体的短长，作了十分平允深入的比较，以为两者互有得失，无分轩轾，其识见实远较偏袒一方的史家要高明得多。
其次，谈到史书的功用时，刘知几的看法仍与所有古文家相同，主张修史应如孔子之作《春秋》一般，惩恶劝善，有裨风教。其基本作法是：以正为主，不虚美，不隐恶，文字力求简要，且不宜过度藻饰，以免繁华失实，流宕忘返。
在肯定《春秋》惩恶劝善的功能之余，刘知几还客观的对它的缺失加以批评，并不因它成于圣人之手，即一味推崇。这种客观和务实，非常难能可贵，远超乎一般保守的古文家之上。
刘知几甚至还提出具体确实的论据，认为《春秋》非孔子独力撰作，孔子只不过就既有记载稍加整理而已。他批评后世史家盲从附会，过度相信权威的错误。孔子之形象，在传统文人心目中，何等崇高，他的著作，在士大夫的眼光中，又是何等完美；而刘知几竟然敢向传统的权威质疑，w.uknsh.c 对世俗的观念批判，这种理性认知的治学态度，与东汉的王充，前后辉映，弥足珍贵。
圣人有言：“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在刘知几的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而李复也正是看重他这一点，并想借助这一点向传统保守的思想开战，这也正是李复印制此书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些是不能说出来的。
最后李复说到《史通》一书还涉及文章作法，足以表现刘知几的文学思想。其论史文之作，以为宜避浮词而求简要，为古文家尚简说所本，极为重要。此处的尚简，不是一味求简以致疏略，而是要使文字更趋精炼，语意更加周赡。换言之，就是要做到言简意赅的地步。
李复越说越痛快，刘贶则是一面听，一面微笑点头，时而插上一句话，总是一下子就说到关键之处，更令李复兴奋不已。
二人一直说了一个多时辰，李复说的口干舌燥，一连喝了好几杯茶水润喉。正说之间，忽听门外传来一声清脆甜润的女声：“二哥，你去看看爹爹是和什么人在一起，竟谈了这么久？”
李复听闻，一时觉得这个声音在何处听过，稍怔了一下，转过头望去，却见一人的身影正出现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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