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蒋介石本人及国民政府是否实行过抗日或者在准备抗日呢?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你们十九路军刚开始是独自在上海作战的,后来国民政府也调派部队参加了战役。这些队伍可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是经过德国军事顾问团精心训练,并装备有最先进的德式武器,就这样才勉强抵抗住了日本人的进攻。”郝教授抬头看了眼剑鸣,静静地说。
十九路军得到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和税警团的支援是在剑鸣受伤住院后的事了,不过听说战况很是惨烈,第五军和税警团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33年长城抗战、密云抗战,国民政府派出了二十多万军队前去抵抗日军的进攻。1936年又发动和支持了绥远抗战。试想,如果不是南京国民政府有抗战的决心,这几十万军队怎么可能在战场上拼命厮杀呢?这都表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行动上是抗日的,并切切实实地与日军交过战,与望风而退、坚持退避的张学良是完全两种样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被全国人民喻为‘不抵抗将军’;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你们十九路军一战成名,被全国人民所爱戴和称颂。这说明什么?天理昭彰,公道自在人心啊!”
喝了口水,郝教授接着说:“中日必有历史性的一战,可我们能支撑战争的经济基础却太过薄弱。日本国自‘明治维新’变革以来,政局稳定、科技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很强大的工业实力,其钢铁总产量是我们的145倍、煤总产量是4倍、石油产量是130倍、铜产量是125倍,其工业总产值已经接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的八成,是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而我们的工业总产值不过13.6亿美元,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仅占一成左右,日本的工业总量是我们中国的4.5倍。中日两国实力相差悬殊,比较起来,我们只是个虚弱的农业大国,且不具有实质上的国家统一,一旦开战,前景不容乐观。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为基干、民众衣食未果的农业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
剑鸣对日本国科技发达有着切肤之痛感。‘一二八’淞沪战役时,面对日本军的飞机、坦克、大炮等精良的武器装备,我们中国军队根本没有可有效反制的武器,只有选出敢死队员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真就是战报中那句触目惊心、斑斑血泪的话语:“人来的是一阵阵炮弹,我去的是一堆堆血肉!”。现代战争已远远不同于冷兵器时期的争斗,兵力的多寡已让位于火力装备、后勤补给、海陆空多兵种协同作战等综合力的展现。在这些方面,日本军队比我们都有至少两倍以上的优势。仅有英勇的血肉之躯是阻挡不住现代化的钢铁洪流,军事的较量已成为综合国力的大比拼。
“那这么说,当年我们十九路军擅自违命与日寇作战是错了?”剑鸣疑问。
“你们那一仗完全是很有必要打的,再不打我们真要亡国了。我们国家积弱已久,自1884年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就没有取得一场战争胜利。‘一二八’淞沪战役虽说也失败了,但你们的顽强和勇敢却为这个国家赢得了尊重。正因为有你们在上海的奋起一战,给日本侵略者以重创,向世界证明我们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是敢于抵抗,而不是一味地屈膝忍让,我们就不能获得世界舆论的极大同情和广泛支持,日本人也开始对侵略我们有所忌惮。一个国家、民族的尊严是抗争出来的,抗争的越强,得到的尊严也就越多。”郝教授激动地说道。
“至于八项主张中的‘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救国’和‘停止一切内战’这两条,题目是对的,但根本就不应该是你张学良来提。1933年热河失守,胡适先生震惊之余倒是对张学良之罪过有很中肯的概述,总括为五点:一、自己以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四、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躬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实质上,张学良的这些罪过是所有地方军阀们的共性,即‘恋栈权位、拥兵自保,自我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时行政院长汪精卫曾叱责说,‘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危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真乃一针见血,直指痼疾。军阀,是我国政治的第一毒瘤。”
一阵急促地咳嗽,郝教授喘息了会儿又开口说道“历史上中国曾经被无数异族入侵,但结果都几乎一样,就是入侵的异族最终失败,w.uanshu.m甚至彻底灭亡。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族成分也相对单一。如果国内民众能够团结起来一致誓死对抗异族入侵,敌人想要胜利是非常困难的。我国历史上唯一被异族征服的两个时代,只有元朝和清朝。元朝从本质上说,是因为中国当时已经分裂成金、南宋、西夏、大理、吐蕃等诸国,互相不能协同作战,被蒙古人给各个击破。明清易代时所爆发的入关之战,满人能不费吹灰之力袭吞中国,也因我内乱丛生矣。就以明朝末期的扬州之战举例:当时清兵攻打扬州城的只有八万兵马,而明朝南京政权所统辖的军队则有四十多万。在帝国最后存亡的危急时刻,南明大将凤阳总督马士英、湖北王左良玉不是同心协力去抵御满清入侵,反而试图为争夺最高指挥权发生严重的争斗。兵部尚书史可法仅是带领区区四千兵丁困守扬州,血战七天七夜,最后全军覆没,扬州城随即遭到清军十日屠城,八十万平民被杀。马士英和左良玉之间的战斗也两败俱伤,就无力再能抵抗清兵的进攻。最终,明朝数十万部队因内讧而彻底覆灭,南京政权也迅速瓦解,大明弘光皇帝被押解到北京处死,清兵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南明朝最后的抵抗。历史告诉我们,当面对外族凶悍的敌人,如果全面战争尚没有发生时,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唯一能够控制地方的最高政权,尽快统一内部的纷争,整肃队伍、抵御外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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